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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尚希委员:“一代穷可以忍,不能代代穷”

“一代穷可以忍,不能代代穷”
——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访谈
人民政协报记者 崔吕萍

摄影/记者 贾宁

十九大报告指出,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。必须多谋民生之利、多解民生之忧,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,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。如何缩小贫富差距,实现共同富裕?委员们认为关键在于人。

很多人说,搞财政的人,走到哪儿都爱给人家算账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就爱算账,手里的两本账,一算就是30年———国家这本大账里,他算的是政府公共消费的托底性;而在小家那本账里,他觉得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源不在收入本身,而是要看人的潜力是否能被最大化地激发出来。消费就是激发这种潜力的“能手”,用现在的一句话,就是你都不愿意投资自己,谁还愿意投资你?

刘尚希甚至认为,消费能够在提升人的价值的同时,消除强者恒强、弱者恒弱这种“马太效应”。

教育消费的贫穷导致能力的低下

刘尚希最大的期待是,在新时代里,收入分配的“马太效应”能真正被遏制。他说的这件事,因为理念很新,听的人都屏声静气,生怕漏听一个名词。

“人们常说,钱多的多消费,钱少的少消费,顺着这个逻辑下去,那没钱的就不消费。但你能说,没钱的人真的就不消费吗?”3月初的北京,春寒料峭。在经济界别委员驻地,接受记者采访的刘尚希反而先提了问。

钱很少的人为了维持生存,还是需要基本消费的。这或许是很多人心里的唯一答案。

“但如果每一个家庭的消费仅仅取决于其收入,富裕的家庭消费高,贫穷的家庭消费低,那这种贫富悬殊的情况会不会代际传递下去?导致社会两极分化?”刘尚希又问。

以西部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,是刘尚希在近30年财政科研工作中经常去的地方。这里有广袤的土地,也承载着很多人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梦想。但刘尚希每每来到此处,都会因为一种现实状态而产生深思:“那里的人也懂得,自己家乡经济发展得不好,应该跟上其他地区的脚步,也想摆脱低端化,走产业升级的路子。但要推动这样的升级,需要有人弄得懂,搞得来。可惜,能支撑做好这些事的人才太少了,反而是那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,倒有很多。”有人说这是经济欠发达造成的人才储备差距,但以湖南人的直率性格,刘尚希常常一句话说到点子上———这是教育文化消费的贫穷,导致的能力低下。

“我一直希望改变这种现状。让这些现在看上去并不属于更高级的人力资源,能够通过消费的改变,在未来的某个时刻,或者在他们的孩子身上,发生质的提升。”刘尚希是农民的儿子,他和所有农民的儿子一样,尝过穷的滋味,受益于读书给予的力量,一步步走向了个人事业的辉煌。但同时,他又比任何人都了解穷富、高能低能之间这种可怕的“代际复制”,要打破这种所谓的“轮回”,靠什么?1964年生于湖南桃江的刘尚希,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,即便那时像他这样的高学历人才在国内并不多,即便那时他的同班同学绝大多数为了先富起来而下了海,但为了给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“中国答案”,他给自己贴上了中国收入分配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的标签。

不花钱就能有钱吗?

刘尚希1990年博士毕业,毕业后直接进入当时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,2016年初,他的工作单位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——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,并由他担任院长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,对于贫富差距这个词,似乎都没多想。刘尚希印象最深的,就是那时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所以分配问题不是业界研究的重点,反而是搞活经济、拉动经济增长,是那时财政领域很多人愿意研究的“香饽饽”。

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分配的问题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话题,很多人希望通过分配机制调整,弥合贫富差距的鸿沟。刘尚希也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后,人们对于富裕这个词汇理解的变化,和对共同富裕的渴求。

“一代穷可以忍,不能代代穷。”要改变这一点,刘尚希说,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和弯路。

传统的资本逻辑其实是物质的逻辑,这是很多西方学者毕生奉行的信条。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经济学者,他们思考问题,以物为起点,以人为中介,也就是通过资本积累、通过劳动力参与,换来经济的增长,最后还要回到物上来。

从这个角度看,很多人会发现,近几十年来,很多发达国家在面对贫富差距问题时,要么利用所得税,从收入上找平,要么在社会保障方面给贫困者“买单”。当然,这些做法短时间内使得一些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降下来了。

刘尚希在过去30年里也同样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救济,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副作用,“用社会福利去改善贫富差距,贫困者可以不劳而获,他自己的内在潜力无法被激发出来。”

结合自己的研究,刘尚希认为,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债务危机、经济停滞不前的事实面前,能得出一条结论,那就是上面这些方法无法长远地解决经济发展、特别是人的发展问题。

人的发展问题如何解决?

“当年,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收入分配循环论。”而在30年后,他得出的结论是,消费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。通过政府对消费的引导,加上公共消费对个人消费的托底和弥合,很多生活中的小人物,未来有可能一步步变成新时代新经济需要的人才,借以改变他的个人和家庭命运,过上有尊严的生活。

从博士毕业就在财政部的研究机构工作,在社会上很多人把研究工作比喻为“象牙塔”之时,刘尚希的日常坐标又是在哪?

一个确定的工作地点是农村,他爱得深沉的那片土地。

他走过众多村寨,总结出一条耐人寻味的“规律”,比如贫困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没花钱的,有一点钱也攒着。因为这种“规律”,小孩子得不到足够的营养,个子都长不高;小病不治拖成大病,甚至丧失劳动能力;所受教育又少,缺少基本能力,穷根拔不掉。

不花钱就能有钱吗?在刘尚希看来,暂时的物质贫困其实不可怕,怕的是永久性的能力贫困。“其实能力的贫困是因为消费的贫困,而消费的贫困似乎是收入的贫困,而收入很少,最终还会回到能力的问题上来。这就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之中,似乎贫困成为命中注定的了。”

所以,很多经济学家设想从收入入手,调节分配差距,从而缩小消费差距,进而缩小能力差距,摆脱怪圈带来的“马太效应”,但在刘尚希看来,这种努力效果不佳,甚至有点徒劳。

“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一句话,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。这个思想是解决贫富差距的良药。”刘尚希说,落到实际,就要看从哪里出发,在哪里落脚。

具体来说,就是人的所有消费行为,最终应落到人力资本的积累上来。从经济的角度看,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;从社会的意义看,消费是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起点。

早期,世界银行对贫困者的评价标准是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,以消费能力来定义是否贫穷。在刘尚希的研究过程中,这样的评价标准也给了他启发。

没钱的就不消费?在刘尚希看来,这里存在“想当然”的成分。

“比如说企业家有钱,他就会多花钱。但其实企业家的钱不可能都用于消费,他还要配置更多资源用在生产和创新上。”同样,没钱的就不消费了吗?刘尚希说,没钱是万万不能的,这在市场领域不言自明;可在社会领域,若仍是如此,意味着两极分化。如何让没钱的人也能有基本消费,从而获得基本能力,贫富差距才能真正缩小。人的发展比物的分配更重要。

以人力资源的升华助力实现中国梦

在个人身上,消费的具体体现是多方面的,比如我们需要食物消费,以获得基本营养;可以是教育消费,以确保起点上的公平;可以是医疗卫生消费,这是健康消费。

还可以是文化消费,这也是刘尚希非常喜欢的一种消费:“对于孩子而言,除了学校给予的,你可以到图书馆看书,听音乐会,去博物馆,这种文化的消费,对人力资本是很重要的,不消费,你的眼界就窄,能力就受限,收入就低。而如果我们只受到技能教育,而不包括道德教育、诚信教育,只追求挣快钱,不去创新,没有底线,那社会就会变成互害的状态,生产生活成本都会上升。”闲暇时光,刘尚希喜欢读书,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中医学,他说从中都能品读到分配的逻辑。

如果个人消费不足,那么政府公共消费就要帮帮忙了。“未来如果能在农村地区有更多公共消费,那么,无论是职业农民的培养,还是转为‘新市民’,农民这个群体的能力将会大大提升。”刘尚希格外关注农村公共服务的话题。

消费水平上去了,消费也未必能转化为能力,如果只是当作福利来看待的话。这是刘尚希这些年探索中得出的另一条结论。

“比如大家都上大学了,名义上教育水平上去了,但质量不高,大学生有的还不如以前的高中生;比如有病能及时看,但最好是通过健康消费,做到治未病、少得病;再比如你们这些年轻人,动不动就买买买,必须说明,买这个动作本身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消费,买了这个东西,使用了,人受益了,有助于人的发展,才算是真正完成了消费,否则消费只是没收益的成本。”

“消费是一个经济概念,也是一个社会概念。作为前者,消费受收入的约束;作为后者,消费是一种权利,即使是穷人,也拥有基本消费的权利,获得一个人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能力。只有约束资本、控制金钱,彰显人的主体性,经济的发展才会实现人的发展。而人力资源的升华,也必定能助力我们实现强国梦。”刘尚希信心满满。